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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渭北革命传统 加快三原老区建设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8-1-9 10:16:18

发扬渭北革命传统 加快三原老区建设

孙朝晖

 

摘要:渭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西北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在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先河,是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试验田”。为陕甘边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也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条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创建和保卫渭北根据地的过程中,无数革命先烈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们必须铭记。为了实现革命先烈的夙愿,我们应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努力的工作,把我们的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让老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关键词:渭北革命根据地   历史地位和作用   老区建设

 

正文: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地处关中地区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中心区域位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和心字区,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从1931年5月中共三原区委(亦称武字区委)的恢复到1933年8月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共两年零三个月。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陕西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首次尝试,成功践行了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模式,它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的前哨阵地和实验基地。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发展

1、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初创于大革命时期的渭北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渭北的农民运动首先兴起于渭北中心区域的三原县。1926年11月,从毛泽东主持的广东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陕的乔国桢、亢维恪等在三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团,点燃了渭北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此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协会反抗土豪劣绅、打击土匪恶霸、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赋粮款、解散反动民团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全县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农民运动。形成了三原数千年未曾出现的“一切权力归农协”、“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新局面。这一时期,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农民运动办事处在三原渭北中学成立,马价人、乔国桢、庞诚斋、亢维恪、张振海、马文宪、武纯智等大批陕西农民运动领袖云集三原,以三原为中心,组织领导了泾阳、富平、高陵、兴平、蒲城、耀县等渭北各县的农民运动,并向渭北各县推广了三原武字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等也来到三原,宣传革命思想,史可轩在渭北中学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协助成立农民赤卫队,发动群众反抗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三原、泾阳、淳化等县相继爆发“交农”围城斗争和武装起义。黄子文、唐玉怀、孙平章等在三原组织发动了3万多农民参加、历时四天的“交农”斗争和武装围城起义,这些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基础。

2、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基于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从恢复武字区的中共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开始建立的。大革命失败后,黄子文和唐玉怀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毅然决然在武字区成立了抗敌委员会和渭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武字区游击队,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开展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斗争,在渭北产生了很大影响。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这里的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浪潮不断掀起。1931年5月至1932年10月,中共三原区委(武字区委)、中共三原县委、渭北特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相继成立,渭北苏维埃政府、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亦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相继建立,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红26军第四团等革命武装不断壮大,根据地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革命武装建设和土地革命等全面发展,在三原、富平、耀县等广大渭北地区形成了武装割据局面。随着武装斗争的持续开展,渭北革命根据地扩展到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六县的边界区域或局部区域,苏区的各项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3、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尽了艰难和曲折。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残酷的镇压和“围剿”。从1928年2月到1933年8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渭北根据地广大军民不惧强敌,浴血奋战,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与豪绅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当地驻军直接进行了数百次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烽火连天、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英勇献身,马先民、孙平章、马志舟、宋士斌、侯守愚、王曲贤、顾先臣、安大元、姚万忠等许多根据地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先后被敌杀害。1932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节期间,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国民党当局重兵疯狂“围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三原武字区先后六次被洗劫,根据地的斗争转入低潮和恢复重建阶段。陕西省委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或省委常委、委员,或特派员、巡视员等,曾先后多次来渭北指导或亲自担任实际领导职务,直接领导了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像当时先后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李杰夫和省委其他负责人贾拓夫、汪锋、程建文、赵伯平、张秀山、曾楚川、金天华、李平等人,大都担任过实际领导职务。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先后组建了新的中共渭北特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同时加强了对基层组织和革命武装的恢复和发展,并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1933年8月,国民党再次调集六个团以上兵力,对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根据地严重受挫,四五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遭敌逮捕,六十多人被敌杀害,渭北革命根据地被迫战略北移,大批渭北地方干部转战照金苏区,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中共渭北组织和中共三原县组织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发展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大量干部。它所形成的渭北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西北共产党人在寻求革命道路过程中不断披荆斩棘、开拓新路。不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三原县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三原县在咸阳地区就率先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三原党、团组织即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28年开始,习仲勋从三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程,投身了革命运动,并参与和见证了渭北革命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多年之后,他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7月,习仲勋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渭北三原武字区,除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那里开辟了群众基础以外,到红二十六军还未到达该地以前,这里就是‘半红半白’的环境,1928年,为了支援渭华暴动,曾发动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杀土豪、反劣绅。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的捕杀镇压。这也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习仲勋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86年4月7日,习仲勋与陕西党史委的习仲凯、白玉洁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史时又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2、渭北根据地的创建是西北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尝试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渭北地区实行白色恐怖,解散革命团体,血腥镇压革命运动,疯狂缉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渭北革命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奋起反抗,重新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共渭北特委、中共三原县委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开创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它丰富了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实践,推动了区域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它是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习仲勋、黄子文、汪锋、赵伯平等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普遍真理与渭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勇敢探索,大胆创新,走出了一条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是西北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尝试。

3、渭北的红色割据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根基

1926年到1933年间,渭北党组织领导人民建立武装,实行红色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杀恶差,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斗争,震慑了封建势力欺压鱼肉乡民的嚣张气焰,迫使反动当局降低或取消了部分田赋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负担;将豪绅地主的土地及浮财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不仅救济了水深火热中的渭北灾民,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雏形,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初步尝试到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它从根基上动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也为共产党人以红色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坚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4、渭北革命根据地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和依托

渭北革命根据地既为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哨阵地,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
    渭北游击队是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成立之初,黄子祥就带领武字区几十名青年农民参加了陕甘游击队,成为陕甘游击队的主要源头之一,这些革命青年而后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在陕甘游击队兵员不足、战斗力消弱的危难时期,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多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兵员。1932年2月15日,阎红彦、黄子文、杨重远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支援渭北苏区的农民运动,推动了渭北苏区的斗争,武字区青年又一次踊跃报名参军,五支队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陕甘游击队韩城失败后,黄子文、谢宝涵带领一个班战士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三天之内就有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加入了陕甘游击队,为陕甘游击队恢复战斗力提供了帮助。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黄子文等多次回武字区“扩红”,带领武字区青壮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3年7月,红二团南下失败。7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红四团成立后,转战照金苏区,与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合编为新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壮大了照金苏区的武装力量,有力的打击了照金苏区及其周边的国民党军及反动势力,缓解和扭转了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斗争的危急被动局面。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大后方。1932年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追剿堵截。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率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配合武字区游击队攻击了马额镇王茂臣民团。22日上午,武字区群众在武字区文龙村为五支队举行了欢迎大会。4月23日清晨,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五支队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开展游击战。在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的严峻形势下,渭北根据地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提供了回旋区域和后勤补给。反之,陕甘游击队也有力支援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1932年8月,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习仲勋等将刘志丹留在照金的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转移到了正处于革命鼎盛时期的渭北根据地。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亦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归属渭北游击队统一指挥。特务队到达渭北根据地的游击活动,壮大了渭北游击队的力量,支持和推动了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渭北游击队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互相策应,互相支援,成为西北,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重要活动地区和前哨阵地。红四团北上照金后留下的游击队武装以及以后发展的武装,成为后来牵制敌人、据守陕甘边根据地门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渭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的战斗。1932年秋,黄子文、习仲勋率领渭北游击队到达耀州西原、让牛村、华里坊、楼村、小丘乙社、照金、高山槐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打土豪斗争。帮助当地农民成立农民联合会,成立游击队,在高山槐分粮3天,共分粮食300余石,参加群众300余人。帮助组建的耀县西原游击队杀豪绅,抗粮杀差人,使耀州县政府不敢在那里收粮。1932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南下,开辟照金根据地。首战焦坪,后进军香山,没收了香山寺的几千石粮食,由渭北游击队负责向群众发放,群情激奋,影响极大。香山分粮后,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团到高山槐和照金地区分粮。游击队负责人黄子文、金天华多次参加红二团召开的军事会议。1933年3月,李平、金天华率领渭北游击队三个支队到达照金与柳林地区。4月,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渭北游击队随同攻下同官金锁关后,挥师南下武字区,在侯家堡歼敌一个骑兵排。在照金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渭北游击队的战士,多是农民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磨练,他们以自身成长经历启发了照金地区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照金根据地的创建营造了舆论氛围,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3年11月8日,由红四团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后,黄子祥、杨森率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进发,帮助二、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扩大游击区。骑兵团相继全歼了敌新堡民团、歼灭了甘肃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新兵营、赵家沟民团、二将川赵富奎民团等。1934年4月至1935年冬,骑兵团在陕北各地攻打了诸多敌占区。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和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渭北苏区大批干部转战陕甘边(照金)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干部保证

1933年春,中共陕西省委选派渭北苏区干部习仲勋、金理科进入照金开展工作。习仲勋、金理科都是渭北苏区的主要领导,是渭北苏区的创建人,有丰富的苏区工作经验。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特委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村支部,成立区委会,领导旬邑、耀县两个县委工作。同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4月,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黄子文调往照金苏区工作,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他们一起对游击队进行了整顿,横跨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的照金苏区初步形成。1933年8月以后,在渭北经受革命斗争磨练和武装斗争战火洗礼的大量渭北苏区干部相继进入照金,推动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当时,照金根据地的领导人大部分来自渭北苏区。先后进入照金的渭北主要干部有:习仲勋、金理科、黄子文、周冬至、金天华、黄子祥、杨森、黄罗斌、王柏栋、杨玉亭、张策、郭炳坤、张帮英、张仲良、陈学鼎、陈国栋、杨再泉、封正宝、李天赦、宋志奇、王安民、李尚勤、高占胜等。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红二团干部王兆相、杨琪、黄罗斌、吴岱峰、高锦纯等辗转到达渭北苏区,由渭北苏区护送回到照金,他们都是我党我军的重要干部。这些人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和陕甘红军各类急需物资的支援供应基地之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地处关中腹地,三原又是渭北平原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渭北原、泾、高等县,素有关中“白菜心”之称,是农业粮棉的重要产区。即在渭北当时处于大旱灾荒之年,它为陕甘红军,渭北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提供了许多物资支援,成为红军和游击队粮食和物资供应的基地之一。同时也为陕西省委在几度困难时期,提供了不少经费。1933年---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秘密送往陕甘边区,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三、加快三原革命老区建设

1982年,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将三原县划定为革命老区,其区域包括原武字区和心字区,包括现在的陵前镇、马额镇、新兴镇、嵯峨镇、鲁桥镇;同时,渭北革命根据地包括的富平县、耀县、泾阳县、淳化县的部分地区也被划定为革命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2012年出台了《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2016年中办、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了 《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老区的开发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回眸历史,我们信心百倍,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当前,老区三原的发展既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同时也处于爬坡攻坚的关键时期和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决心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强基础、攻难点、造环境、壮支柱、促发展、增收入”的工作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县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总体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紧紧围绕构建西安(咸阳)国际化大都市的“卫星新城”的目标定位,按照县第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围绕‘一个目标’、发挥‘两大优势’、打造‘三大基地’、突出‘六个重点’”的思路,积极把三原的发展融入大西安,深入实施“工业立县、招商引资、项目带动、产业富民”四大战略,全方位与西安加强对接,承接西安的辐射带动,依托西安,发展三原,全县经济社会步入了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时期。2012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120.48亿元,是1980年0.94亿元的128倍,人均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307元增长到2012年的29687元;规模工业总产值180.96亿元,是1980全部工业产值的163倍;财政总收入58762万元,是1980年的107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0201万元。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1980年的全县产业比重为60.36:39.64:0,到2012年三次产业的比重达到21.7:51.9:26.4。“十二五”时期,全县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为年均增速为14%,力争达到15%,到2015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170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9亿元,年均增长2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5亿元,年均增长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万元,年均增长1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9万元,年均增长16%。

近年来,三原县先后被评为“全国粮食流通示范县”、“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点”、“国家及蔬菜生产基地县”、“省级设施蔬菜示范县”等,2015年三原被确立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镇化率达到54.7%,高于全省水平。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原将主动适应新常态、培植新优势,围绕建设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历史文化新重镇,建设西咸国际化大都市副中心城市,建设大西安产业配套、生活供应、生态休闲与文化体验基地,建设渭河北岸新兴城市经济增长极的四大定位,突出发展支柱产业,力争跨入陕西经济“十强县”,争取实现“撤县设市”, 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面小康三原奋斗目标。

参考书目:

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2) 陕西党史资料从书(十一):《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3)《中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4)《中国共产党三原县简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5)中国共产党三原县委员会:《渭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

6)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原县委党史研究室合编《薪火渭北》陕内资图批字「2013」DX-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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